谷歌威胁关闭校园搜索：AI进课堂引发垄断争议

据外媒报道，谷歌近期提出一项计划：对于限制其AI工具进入的学校，将关闭搜索服务。这一做法迅速引发政界与教育界的强烈反弹，批评者指责谷歌利用搜索的公共属性作为谈判筹码，行垄断之实。

事件核心：用搜索换AI准入

根据报道，谷歌的计划与校园场景中AI工具的使用政策相关。部分学区出于隐私、学术诚信等考虑，对第三方AI服务进入课堂设置了限制。谷歌的回应是：如果学校限制其AI工具，那么搜索服务也可能被一并关闭。

这一逻辑的争议点在于，搜索服务在许多学校中已是基础设施级别的存在。将其与AI产品的准入捆绑，等于把公共服务当成了商业谈判的杠杆。对于经费有限、技术选择空间狭窄的学区而言，这种压力尤为直接。

所谓“捆绑销售”（tying）是反垄断法中的经典概念，指企业将一种产品（此处为搜索服务）与另一种产品（AI工具）强制搭配，利用在前者市场上的支配地位推动后者销售。美国《谢尔曼法》第1条和《克莱顿法》第3条均对捆绑行为有所规制，判断违法的关键通常在于：搭售品是否具有独立的市场力量、捆绑是否实质性地限制了竞争。谷歌搜索在校园中的基础设施属性，恰好为“支配地位”提供了现实注脚，这也是批评者将其定性为垄断要挟的法律逻辑起点。

政治反弹：垄断指控再度升温

据原始报道，纽约市长Zohran Mamdani和前FTC主席Lina Khan等左翼政治人物公开批评谷歌，指责其行为属于不受监管的垄断。这两位人物的表态具有代表性——Mamdani代表地方政治层面对科技巨头介入公共教育的不满，Khan则延续了她一贯的反垄断立场。

Khan在任FTC主席期间就以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强硬态度著称。她对此事的批评，实质上把问题从“学校该不该用AI”拉回到了“科技公司能否以服务中断要挟公共机构”的结构性议题上。

Lina Khan于2021年至2025年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主席，任内主导了对Meta、亚马逊、谷歌等科技巨头的多起反垄断诉讼，并以倡导“新布兰代斯运动”著称——该学派主张回归早期反垄断传统，不仅关注消费者价格，更关注市场结构本身的集中度与公平性。FTC是联邦层面负责消费者保护与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机构，与司法部反垄断局共享执法权。Khan的公开批评因此不只是个人表态，而是带有制度性反垄断话语的分量，容易将企业行为直接框定为结构性权力滥用问题。

为什么学校会限制AI工具

学校对AI工具设限并非无理取闹。教育场景对数据隐私、未成年人保护、学术诚信有额外要求，而通用AI产品往往并非为课堂环境设计。学区在评估AI工具时，通常需要考量数据如何处理、内容是否适龄、是否会被用于作弊等问题。

谷歌将搜索服务与AI准入挂钩，等于绕过了这些合理顾虑，把学校的审慎评估变成了商业风险。这种做法可能迫使部分学区在未完成充分评估的情况下放行AI工具，反而放大了教育场景中的风险。

美国《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》（COPPA）和《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》（FERPA）对校园场景中的学生数据收集与共享设有严格限制。COPPA要求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服务须获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，FERPA则规范教育机构对学生教育记录的披露。通用AI产品在训练数据来源、对话内容留存、年龄验证等方面往往未针对这些合规要求设计，学区若贸然引入，可能面临法律责任。这一合规背景解释了为何学校对AI工具设限并非保守，而是履行法定义务的必要审慎。

垄断争议的关键：搜索的不可替代性

批评者的核心论点在于，搜索服务在校园中缺乏实质替代品。谷歌搜索在信息获取上的主导地位，使得“关闭搜索”不是一个对等的商业选择，而是对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的直接冲击。当一个公司能够单方面决定公共机构能否访问基础信息服务时，反垄断关切自然浮现。

这也解释了为何此事会同时触动政治人物和教育界。争议表面上是AI工具的准入问题，底层却是科技巨头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边界问题。

对教育科技的启示

对教育科技从业者和学区决策者而言，这一事件提出了几个现实问题：学校在引入AI工具时，如何避免被单一供应商绑定？采购合同中是否需要明确服务连续性的保障条款？当AI与搜索、办公套件等基础服务来自同一供应商时，学校的技术自主性还剩多少？

谷歌的计划是否会最终落地、以何种形式落地，目前尚不明朗。但争议本身已经暴露了一个趋势：AI进入校园不只是技术问题，更是治理问题。科技公司用基础服务作为杠杆的做法，正在把教育机构推向一个需要更谨慎选择供应商的位置。

对于关注AI应用与科技治理的读者，这一事件值得持续跟踪——它可能成为界定科技巨头与公共教育关系的一个参考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