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ssa新书:科技寡头为何是与独裁者并列的威胁

雷萨将杜特尔特与扎克伯格并置为两类独裁者,呼吁对科技寡头建立设计问责。
文章基于玛丽亚·雷萨在Vox播客的访谈,讲述她2019年在马尼拉被捕的经历如何催生新书《The Fight Back》。雷萨提出一个争议性判断:2016年菲律宾有两个“独裁者”——杜特尔特与扎克伯格。她区分“传统独裁者”与“科技寡头”:前者尚存国际问责体系,后者则凭借“自我监管”话术享有权力却免于追责。她以Facebook在菲律宾97%的渗透率为例,说明平台设计如何改变信息激励结构、放大暴力内容,并驳斥“言论自由”框架,主张监管应针对算法设计而非内容。她认为诉讼是推动改变的突破口,普通人应把信息流当作需要审计的信息源,并通过开源技术、集体治理与线下行动形成反击,对全球公民行动持乐观态度。
从马尼拉被捕说起:一场重新定义“独裁者”的对话
2019年,菲律宾记者玛丽亚·雷萨(Maria Ressa)在马尼拉办公室被便衣警察逮捕。她创办的新闻机构Rappler当时正持续批评总统杜特尔特的“禁毒战争”。在Vox播客《The Gray Area》的访谈中,雷萨回忆了那个黄昏发生的一幕:24岁的记者艾卡·雷伊掏出手机开始直播逮捕过程,另一名记者索菲亚·托马库斯随即拍下便衣警察威胁年轻记者的画面。
“勇气不是没有恐惧,而是有东西比恐惧更重要。”雷萨说,那一刻让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保护团队,也让她完成了某种“激进化”——不是走向极端,而是更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。
这段经历构成了她新书《The Fight Back: A Citizen's Guide to Standing Up to Dictators》的起点。书中,她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判断:2016年,菲律宾有两个“独裁者”,一个是杜特尔特,另一个是Meta CEO马克·扎克伯格。
“传统独裁者”与“科技寡头”的共同点
雷萨区分了两类权力主体。杜特尔特是“传统独裁者”——依靠国家机器,但至少还存在联合国、国际刑事法院这类“吱嘎作响”的问责体系。杜特尔特于2025年3月被逮捕并移送海牙,面临反人类罪指控,这被她视为传统问责体系仍然有效的证据。
科技寡头则不同。雷萨更愿意用“tech oligarch”而非“broligarch”,因为后者弱化了他们的真实权力。“共同点是权力与免责。”她指出,科技公司从一开始就拒绝将自己置于监管框架之内,而是“挪用了自我监管这个词”——这个词原本来自新闻业,但新闻业有公开的伦理标准,且在法律上可被追责,科技平台两者皆无。
在她看来,这种不对称是当下最危险的制度缺口:我们为国家级独裁者建立了问责体系,却尚未为科技寡头建立任何对等机制。

“broligarch”一词是“bro”(兄弟)与“oligarch”(寡头)的合成词,近年在美国科技政治语境中流行,常指以马斯克、贝索斯、扎克伯格等为代表的科技巨头群体,带有调侃其兄弟文化、男性俱乐部色彩的意味。雷萨拒绝使用该词,是因为这个标签将问题个人化、娱乐化,容易让人把结构性权力问题简化为几个人的性格或社交风格。她坚持用“tech oligarch”,是为了强调这是一种寡头统治形态:少数私人主体掌握了公共信息基础设施,却不像国家机构那样受到宪法、选举、司法审查的约束。术语选择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判断,关乎我们是否认真对待科技权力的制度属性。
Facebook如何成为“互联网本身”
雷萨与Facebook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对立。Rappler曾是Facebook的事实核查合作伙伴,她本人也曾邀请扎克伯格访问菲律宾,看看平台能如何成为向善的力量。“我当时以为Facebook会带来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。”她提到2010年ABS-CBN发起的“Voto Mo, Patrol Mo”活动,听众拍照举报政府车辆用于竞选,以及2009年安帕图安大屠杀的首张现场照片通过 Facebook 传至媒体。
转折发生在她与扎克伯格的一次对话中。她告诉对方,到2017年,菲律宾上网人口中97%在使用Facebook——“Facebook就是我们的互联网”。扎克伯格皱着眉听完,反问了一句:“玛丽亚,另外3%在哪里?”
“那一刻我意识到,我们不是孩子、不是女性、不是男性,我们是用户。”雷萨说,这个细节浓缩了平台逻辑的本质:人的经验被蒸馏为可量化的数字,而新闻业从未如此傲慢。
她进一步指出,正是这种设计逻辑,让菲律宾的禁毒战争从政策变成了一场被围观的“景观”。 Facebook没有制造杀戮,但它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激励结构,让暴力内容获得更快的扩散速度。
“这不是言论自由问题,是安全问题”
访谈中,雷萨反复驳斥科技游说群体惯用的“言论自由”框架。“这不是言论自由问题,这是安全问题,而且只会变得更糟——我们现在面对的是AI垃圾内容。”
她以缅甸为例:2018年,Meta和联合国都派人前往缅甸调查Facebook在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,结论是平台“助推”了暴力,但此后没有任何人被追责。
“我们为国家级独裁者建立了系统,却没有为科技寡头建立问责系统。谁赚钱?科技公司。谁付代价?人民和政府。”
在她看来,监管的关键不在内容,而在设计——算法激励结构。“如果它事实上是公共信息生态系统,那么故意让谎言比事实传播得更快,就应该是非法的。”
当被问及政府监管是否会伤及言论自由时,雷萨的回应直接:这类担忧是“大型科技游说的话术”。她支持英国正在推进的儿童保护立法,也提到美国两党曾推动的COSA法案。

COSA(Kids Online Safety Act,儿童在线安全法案)是美国国会两党曾共同推动的立法,要求社交平台为未成年人提供默认最高隐私与安全设置,并承担“合理注意义务”,防止其产品造成成瘾、抑郁、性剥削等伤害。该法案在2024年获得参议院压倒性通过,但在众议院受阻,反对者主要来自科技行业与部分民权组织,理由是可能引发年龄验证与审查。雷萨提及COSA,是为了说明监管并非没有可行方案,而是缺乏政治意愿。英国《在线安全法》则采取更严格的“注意义务”框架,要求平台评估并降低系统性风险,这与其“监管设计而非内容”的主张一致。
设计问责的突破口:来自法庭的压力
雷萨认为,真正推动改变的往往不是立法,而是诉讼。她提到Megan Garcia针对Character AI两位创始人及谷歌提起的诉讼——她的儿子长期与一个名为“Danny”的聊天机器人互动,Garcia在诉讼中指出了性诱导内容。案件最终和解,公司未承认过错,但被要求落实本应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保护措施。
“监管是迟早的事,它本该一开始就在那里。就像Model T出现后要有安全带,可乐里曾经有可卡因一样。”
Megan Garcia诉Character AI案是美国首批针对AI陪伴产品致未成年人伤害的诉讼之一。Character AI允许用户创建并与虚拟角色对话,其两位创始人曾任谷歌工程师,公司后被谷歌以授权协议方式收编核心团队。Garcia指控该产品对未成年人构成性诱导与情感操纵,其子长期沉浸于与“Danny”的对话后自杀。案件于2025年达成和解,公司未承认过错但承诺加强年龄验证与安全措施。此类诉讼的意义在于绕过立法僵局,通过侵权责任、产品责任与消费者保护法,迫使AI公司把本应默认存在的安全设计写进产品,为后续监管提供判例与事实基础。
普通人如何反击:把社交媒体当作需要审计的信息源
书中最具操作性的建议之一,是“把你的社交媒体信息流当作需要审计的信息源,而不是可以信任的窗口”。
雷萨团队在杜特尔特执政的六年间,把针对Rappler的攻击数据当作数据流来分析,由此识别出协同性的信息操纵,也就是后来被称为“信息操作”的现象。他们还将技术与数据部门拆分为独立公司,如今贡献Rappler约40%的收入——“危机也是机会”。
她给出的路径分三层:一是建设自己的技术,开源、数字主权;二是集体治理,她与约书亚·本吉奥共同主持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,希望推动强制透明度与多边安排;三是明确我们想要的世界,不能让利润动机成为技术建设的唯一理由。
“如果一个人类做了AI所做的事,那是违法的。我们需要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。”本吉奥在联合国安理会AI会议上如是说,雷萨引用了这句话。
乐观的依据:人们正在从虚拟世界走入物理世界
雷萨说自己“出人意料地乐观”。依据来自Rappler的生存经验:在虚拟和物理世界的双重攻击下,他们转向线下,在疫情后期组织了25个社区的口罩会议,面对面讨论人们正在经历什么。
“恐惧会传播,勇气也会。”她提到2019年每次被捕都会带来众筹激增,销售团队很高兴,但她不断提醒这不是可持续的商业模式。
她将同样的逻辑延伸到匈牙利和巴西:欧尔班16年执政的终结,来自候选人走进物理世界与选民握手;巴西的 runoff 选举中,人们用WhatsApp组织,然后走上街头投票,投票率是二十年来未见的。
“当你成为目标时,你拥有力量。”雷萨说,“行动的窗口正在关闭,我们需要让技术服务人类,而不是相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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