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caling Law再思考:参数不是唯一答案

Scaling Law从单一参数扩展走向数据、算力、推理成本与后训练的多维动态平衡
文章系统梳理了Scaling Law从Kaplan到Chinchilla再到MoE时代的演进,指出参数量只是众多优化维度之一。在推理成本主导全生命周期的今天,行业正从"更大"转向"更会想"。GLM-5.3通过仅改变后训练(长程RL)而保持架构参数不变,获得显著提升,证明扩展存在多个独立旋钮,下一个值得拧的往往不是上一个。
每次大模型发布,人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几乎总是:多少参数?但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成立。参数量只有在与另外三个维度——数据量、算力如何分配、以及模型将由谁、在什么条件下运行——一起考量时,才有意义。这篇源自GLM团队的思考,系统梳理了Scaling Law的演进史,并给出了一个反直觉却越来越被验证的结论:扩展不止一个旋钮。

从Kaplan到Chinchilla:整个行业交的一次学费
Scaling Law的现代历史,本质上是一部纠错史。
被高估的参数增长
2020年,Kaplan等人拟合出的指数告诉整个行业:参数增长应该快于数据,大约是2.7:1的比例。行业照做了——GPT-3、Gopher、MT-NLG,一路把参数推向千亿甚至万亿量级。
Kaplan等人发表的《Scaling Laws for Neural Language Models》来自OpenAI,是首次系统性地用幂律关系描述模型性能与参数量、数据量、算力之间关系的工作。他们的核心方法是在不同规模上训练数百个模型,然后拟合损失函数的下降曲线。然而后来被揭示的关键方法论缺陷在于:他们没有为每个模型规模独立调优学习率调度(learning rate schedule),而是统一使用了相同的训练步数终止策略,这导致小模型实际上还没有充分训练就被停止了,从而系统性地高估了参数增长的重要性、低估了数据增长的重要性。
然而2022年,Hoffmann等人(即著名的Chinchilla论文)在四百个模型上重做了实验,结论截然不同:在算力最优的前提下,每个参数应对应约20个token,而且随着算力充足,参数和数据应该以相同速率增长,而非渐行渐远。
Chinchilla论文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,在于其实验设计的严谨性。Hoffmann等人采用了三种独立的方法学:固定算力变参数-数据比、固定模型变数据量的IsoFLOP曲线、以及直接拟合参数化损失函数,三种方法得出了一致结论,大大增强了可信度。他们用一个700亿参数的模型(命名为Chinchilla)在1.4万亿token上训练,性能超过了参数量是其5倍的Gopher(2800亿参数但仅用3000亿token训练),这个实验结果直接颠覆了行业对规模的认知。
更关键的是,早期拟合的误差会随着算力每增加一个数量级而复利式放大。这意味着那一代最大的模型,恰恰是资源分配最糟糕的。回头看,整个万亿参数的竞赛,是全行业一起走过、又一起掉头的弯路。
Chinchilla也不是终点
Chinchilla优化的是「训练一次、评估一次」模型的训练算力。但今天的模型每天被调用数十亿次,推理成本已经主导了模型的全生命周期开销。
这一判断可以用简单的经济学来理解。假设一个模型训练一次耗费C_train的算力,部署后每天被调用N次,每次推理耗费c_infer的算力,部署周期为T天。当N×c_infer×T远大于C_train时,总拥有成本(TCO)就被推理主导。对于GPT-4级别的模型,训练成本约为数千万美元量级,但每天数十亿次调用的推理成本在年化后可达数亿美元。这彻底改变了最优模型尺寸的计算——Chinchilla最优是在假设模型只用一次的前提下推导的,而现实中模型会被反复使用数万亿次。
一旦把推理纳入优化目标,最优解就会转向:更小的模型、训练更久。这就是所谓的「刻意过度训练」(deliberate over-training)。Llama-2-7B和Gemma-2-9B正是这么做的,它们的token/参数比分别高达约290和889,远超Chinchilla的20:1。
稀疏性再次移动了靶心:MoE架构的影响
MoE(混合专家)架构的普及,让「20:1」这个简洁答案彻底失效。
MoE架构的核心思想是:模型包含大量的「专家」子网络(通常是前馈网络层),但每次前向传播时,一个路由器(router)只选择其中一小部分专家来处理当前token。例如,Mixtral 8x7B拥有约470亿总参数,但每个token只激活约130亿参数(8个专家中选2个)。这意味着模型的存储成本(显存占用)由总参数决定,但计算成本(FLOPs)由激活参数决定。这种解耦使得MoE模型可以在保持推理速度的同时拥有更大的「知识容量」,但也让传统基于稠密模型推导的Scaling Law公式不再适用。
总参数与激活参数:两个必须区分的量
在MoE模型中,有两个量必须分开看待:
- 总参数量:大致决定模型能「装下」多少东西——知识、事实、长尾信息;
- 激活参数量与有效深度:大致决定模型能「想多远」——在一条因果推理链上能走多少步而不崩溃。
有效深度(effective depth)是一个衡量模型在多步推理中信息传递和转换能力的概念。在Transformer架构中,理论上每一层都能执行一步「推理」或「变换」,但实际上由于残差连接的存在和层间相似性,许多层可能只是在做接近恒等映射的微小调整。研究表明(如Veit等人2016年的残差网络分析),深度网络的有效深度往往远小于其物理层数。对于推理任务而言,模型需要在一条因果链上逐步推导而不丢失中间状态,这对有效深度的要求极高。
稠密模型的20:1比例无法直接迁移到MoE上。而且,这个比例根本不是一个单一数字。Roberts等人(2025)发现,最优的token/参数比是任务相关的:记忆类任务偏好更多参数,推理类任务偏好更多数据。
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:记忆类任务(如问答、事实回忆)本质上是信息检索,需要模型的参数空间足够大来「存储」知识,因此偏好更大的模型;而推理类任务(如数学证明、逻辑推导)需要模型能够执行更多步骤的计算,因此偏好更多的训练数据来学习抽象的推理模式,或者更深的激活路径。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不存在一个「万能最优比例」,而是需要根据目标任务族来定制模型的参数-数据-算力分配策略。
后续针对MoE的研究还观察到一个反直觉现象:在固定TPP(tokens per parameter)下,一味推高总参数反而会损害推理能力,而增加激活的专家数量则能可靠地提升推理。这与有效深度的理论完美呼应——更多的激活参数意味着每次前向传播中有更多的计算资源用于「思考」,而非简单地增加「存储空间」。
为什么这对实际应用至关重要
这套分析并非纯理论。以「发现漏洞」这类高阶能力为例——它不是一个检索问题。
找到一个漏洞,靠的不是记住了更多CVE条目,而是能把一条二十步的推理链走到底而不丢线索。这种能力,并不存在于总参数量里,而存在于有效深度和推理链的稳定性中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Chain-of-Thought(思维链)提示能显著提升推理能力——它本质上是用生成的中间token来补偿模型有效深度的不足,将一个需要二十步内部推理的问题,转化为二十个各需一两步内部推理的子问题。
换句话说,如果目标是让模型「会思考」而非「记得多」,那么盲目堆参数是南辕北辙的。这直接指向了下一代模型该往哪个方向发力。
GLM-5.3:一次后训练的受控实验
作者把上述判断浓缩为一个可验证的命题:总参数量的作用存在一个阈值——足够「装下世界」之后,额外的能力就来自别处:每次前向传播的有效深度,以及最重要的——后训练(post-training)。
后训练是指在预训练完成后,通过额外的训练阶段来提升模型能力的过程。它通常包括监督微调(SFT)、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(RLHF)或基于AI反馈的强化学习(RLAIF)等阶段。近年来,OpenAI的o1/o3系列和DeepSeek-R1等模型都证明了RL后训练在提升推理能力方面的巨大潜力——通过让模型在推理任务上获得奖励信号,可以显著提升其「思考」能力,而不需要改变底层架构或参数规模。
GLM-5.3正是针对这一命题的受控实验:
- 与GLM-5.2相同的基座、相同的架构、相同的总参数与激活参数;
- 唯一变量:一个月的长程环境扩展与强化学习(RL)。
所谓「长程环境扩展」可能指的是在更长的上下文窗口或更复杂的交互环境中进行RL训练,让模型学会维护更长的推理链、在多轮交互中保持状态一致性。这种训练方式的关键在于,它不是简单地让模型记住更多答案,而是训练模型的「推理过程」本身——奖励信号指向的是正确的思考路径,而非正确的最终答案。
结果并非边际改善,而是显著提升。这证明了一件事:扩展有不止一个旋钮。这次他们拧的是后训练那个,因为它剩下的余量最大——而不是因为其他旋钮已经拧到头了。
旋钮不必一起拧
作者特别强调,基座模型大小、预训练数据、每次前向传播的算力,这些旋钮全都还在桌上,都会陆续回来处理。
这次实验真正教会他们的是两点:
- 这些旋钮不必同时拧动;
- 下一个值得拧的旋钮,很少是上一个值得拧的那个。
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工程哲学:在多维优化空间中,每个维度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,而且各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效应。当某个维度(如预训练规模)的边际收益已经趋于平缓时,切换到另一个维度(如后训练质量)往往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提升。这也是为什么行业正在从「预训练军备竞赛」转向「后训练方法论竞赛」的深层原因。
他们明确表示「我们还没有扩展完」,下一次可能是中训练(mid-training)、预训练,甚至更多。中训练(mid-training)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,指的是在预训练和后训练之间插入一个额外阶段,通常用于在特定领域数据上进行持续预训练或能力注入,同时避免灾难性遗忘。
结语:Scaling Law走向多维成熟
从Kaplan的2.7:1,到Chinchilla的20:1,再到MoE时代的「任务相关、多维分离」,Scaling Law的演进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道理:任何单一比例都会被下一个约束条件推翻。
参数量之所以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,只是因为它最直观、最容易被营销。但真正决定模型能力边界的,是数据、算力分配、推理成本与后训练之间的动态平衡。
GLM-5.3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绝对性能,而在于它作为一个「控制变量实验」,清晰地证明了:在参数不变的情况下,仅靠后训练与长程RL就能获得实质性提升。这或许预示着,行业下一阶段的竞争重心,将从「更大」转向「更会想」。
核心要点
- Scaling Law不只是参数扩展,必须与数据量、算力分配、推理成本一起考量
- 从Kaplan的2.7:1到Chinchilla的20:1,行业曾在万亿参数上集体走弯路并纠正
- MoE时代总参数决定'能装多少',激活参数与有效深度决定'能想多远',最优比例任务相关
- 推理成本主导全生命周期,推动'刻意过度训练'——更小模型训练更久
- GLM-5.3以相同参数、仅通过一个月后训练与RL获得显著提升,证明扩展有多个独立旋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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